在顶尖高校人才方面，上海相对于北京处于人才“净流出”的劣势。2016、2017两年间，与上海工作单位签订三方协议的北京大学本科生数量仅为个位数；而清华大学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本科生比例在3:1和4:1之间。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再度升级。而这一次，看不见的硝烟正弥漫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全中国户口最值钱的城市。
   8月7日，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发布了《2018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与往年相比，增加了一条新的规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列入普通高校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全日制且完成学业并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直接落户的绿色通道政策。
由于上海方面还未对“基本申报条件”作出具体规定，该政策普遍被认为清华北大毕业生可以直接落户上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晖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相对来说都比较欠缺高层次人才、复合人才和领军人才，上海此举既不破坏原来的人才政策体系，又在体系中找到了最有效的一环，卡住了北京的“脖子”。
上海的人才“逆差”
   《华夏时报》记者梳理过去两年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发现，在顶尖高校人才方面，上海相对于北京处于人才“净流出”的劣势。2016、2017两年间，与上海工作单位签订三方协议的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数量仅为个位数，2017年甚至只有2名学生；而清华大学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本科生比例在3:1和4:1之间。
以2017年为例，北京大学本部本科毕业生2645人，75.16%人选择在国内外深造，签约就业、灵活就业共606人，其中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的有131人，工作地点在北京的有43人，在广东的有44人，在上海的仅有2人。清华大学2017年本科毕业生3119人，深造比例81.9%，签三方就业人数147，其中北京占21.1%，约为31人；上海占4.1%，有6人。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2017年清北毕业生中，仅有8人与上海的工作单位签订了三方协议；相比之下，上海高校毕业生来到北京工作的就比较多。根据《2017年复旦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生协议就业745人，其中留在上海的有476人，有35人进入北京，上海交通大学大约也有20名上下本科生签约北京。
   上海不仅对北京处于顶尖学府人才“逆差”，在各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中也不占上风。自2016年年底，武汉、杭州、西安等“1.5线”城市就开始向一线城市发起冲击，以送户口、送房子、送钱等方式招揽人才。尤其是乘坐高铁只需1个小时就能到达的杭州，作为互联网新经济的高地，在互联网通信技术、网络安全、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形成了人才磁石效应，一时间“上海成为杭州的后花园”之说不胫而走。
争夺稀缺资源，还是歧视？
   巨大压力下，上海也选择加入抢人大战。3月初，上海发布《上海发布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重点在宇宙起源与天体观测、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与计算科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能源、物联网、大数据等13个领域造就人才高峰。
    北京也在同期发布了《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向“千人计划”和“海聚工程”的中国籍入选专家，“万人计划”、“高创计划”、中关村“高聚工程”的入选人等人才开辟绿色通道。
不过，与准一线城市研究生、本科生即可落户的低门槛相比，北京和上海的政策被业内普遍认为“保守”。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18年一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显示，这样的“示好”没能改变一线城市人才净流出率的情况，尽管流出率较2017年同期已下降0.1个百分点。
而这一次，上海才真正拿出杀手锏——户口，向北京定向抢人。“上海这一招比较精明，”王晖表示，顶尖毕业生这一类高素质人才是这两个城市都缺少的，复旦、交大、同济等高校的毕业生也是上海这些年来着力要留住的人才。上海打造这一“试点”，有点类似于“特区”，有可能以后会把其他省市重点高校的人才都以类似的方式吸引过来。
    不过，对于用“户口”换人才的政策，业内也一直不乏批评的声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对人才的不同评价标准，不但会影响到人才队伍的质量建设，而且也会给社会传递不同的人才观，影响整体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对高等学校来说，强调学历，会突出高校的不同身份、地位，使高等学校等级化，这不利于学校平等竞争，也会局限学生的选择。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此前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抢人政策对原来的户籍制度的确形成了一定冲击，从这个角度上说是进步的；但另一方面，把获取户籍、公共服务的权利跟学历、教育挂钩，实际上形成了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更严重的歧视。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又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