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 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天下女人》年初开播以来,一直很受关注,当初为何要筹划这个节目?
杨澜:有这个想法很久了。从美国回来在凤凰台时,就一直有创办一个脱口秀节目的想法,但因为各种限制,就先从一对一的访谈节目开始了。当时叫《杨澜工作室》,2001年又开始做《杨澜访谈录》。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女性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女性的变化是中国时代变化的体现。一方面,她们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成就机会,另一方面,又受传统伦理价值的束缚,比如说,相夫教子、女大当嫁等等。
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30岁以下白领女性的平均工资、平均消费和平均受到的工作压力,都已经高于男性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可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这一代都市女性的现状是很有趣的。
另外,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为人妻、为人母,慢慢成熟长大,常常困惑。而且,这样的社会问题很难通过精英的访问形式去表现,所以开始策划《天下女人》。
你一直是崔永元欣赏的主持人,但他最近说,看到杨澜在《天下女人》宣传片中“跳摇摆舞”,简直难以接受。观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天下女人》里的杨澜确实变了?
杨澜 :(大笑)确实有人不能接受。其实《天下女人》中的杨澜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面,并不需要刻意去改变什么。
如果观众还有印象的话,10年前主持《正大综艺》的杨澜,可能比现在还要活泼,当然也比现在年轻。其实从做大型演播厅节目开始,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改变。
你说过,在《天下女人》中传达“大女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种斤斤计较、哀哀怨怨的女性形象,这是你对自己的描述吗?
杨澜:女人就应该这样,永远不要把男人、周围环境当作敌人,最重要的是你要寻求内心的成长。大女人是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她不觉得自己的成长是男性、周围环境,或者其他人应该为自己做的事儿,应该有自我负责的态度,好好把自己管理好。我希望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女人们的成长。
当初离开央视,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吗?
杨澜:我还是很需要自由的。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连节目最后呈现出来的形态也是没有把握。那时候就一心一意想做制片人,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完整的电视人,从策划到制作,都能体现自己的想法。再后来就想在更大的层面上,完成这种创作。
可能就是心里有想法,需要表达,想比较多地把握和控制自己表达的权利和能力吧。心里是有这样一条线的。也吃了一些苦头,也会被别人嘲笑,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原来的环境对我有很大的约束,但也对我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一个女主持超越“外在形象”这道坎,是不是很难?
杨澜:外在形象永远是一个女主持人的重要部分,而且形象可能比千言万语来得更有说服力。
当时,很多女主持还只是读稿子的人,没有主动去做个思考者,即使你做的是综艺节目,也应该是在不断地思考。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断把情节向前推动。
现在很多主持人大赛,强调主持人的才艺,我觉得这除了对娱乐节目还有点意义外,对大多数节目,比如谈话、新闻节目,都毫无意义。
我们实际上是个思维和语言的组织者。就这么多元素,要把它们放在节目中,你要思考怎样组织,使得既有逻辑,又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娱乐性并不是说逗大家笑,而是大家能够跟随你,能听得进去,并能不断地推进,这是思考的结果。
自《实话实说》后,还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电视访谈节目。你说过,谈话节目你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白发满头。真的可以吗?
杨澜:谈话节目最大的瓶颈是谈什么、能谈多深。这个瓶颈大家不难理解。
据我观察,在世界各地,谈话型节目都是属于“慢热型”,但是无论电视台、广告商,还是观众都要求节目火爆,再火爆,所以大家拼抢明星资源,特别是在话题方面遇到瓶颈时,大家都一窝蜂地去找明星,使得同质化程度越来越明显。
在这个前提下,既要做到收视率有保证,又要达到某种专业的水准,这个难度已经比《实话实说》刚推出时加大了。就是说,人们可以容忍一个节目成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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