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2亿农民工的职业病买单？

　周玉清委员说，现在职业病患者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那里财政比较困难，当地民政部门能为他们提供的医疗和生活救助很有限。建议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将职业病病人救助考虑进去，形成机制，使这个问题落到实处。

　　李祖沛委员认为这一条规定还不够给力。他建议，将“可以”改为“有权”，即“有权向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

　　陈斯喜委员则建议针对职业病设立专项医疗保险。他解释说，职业病发病有个过程，往往若干年之后疾病才显现出来。

　　郑功成委员强调应建立职业病救治基金。他说，医疗保险是所有参保人员缴费形成的公共基金。用这笔钱治疗职业病，等于让其他参保人替雇主承担责任，这是不合理的；而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非常有限，很难解决一个要长期治疗的职业病患者的医疗与康复问题。因此，建议设立一个由社会分担的救助基金，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充实进来。

　吕薇委员说，修正案一旦获得通过，就应该加强监督检查，否则反而不利于调动劳动者事先争取权利的积极性。有的劳动者或许认为，就算用工单位不跟我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得了职业病，将来还可以找民政部门。因此，今后不仅要监督工作场所是否符合规定，还要监督重点的职业病行业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郑功成委员也认为，职业病的防治要强化劳动监察，这一点现在强调得还不够。强调安监部门监察劳动环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强化劳动关系监察，切实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构建规范和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是更好地保障患者权益的一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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