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回顾看农业人才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较前期多得多的农学家和农书,农业生产技术也达到其发展的高峰,但由于统治阶级对农业的加重盘剥,人口在清中后期又迅猛增长(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达4亿),耕地开辟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下1.65亩/人,[9] 农业生产虽然一再努力增加复种指数,围垦洞庭湖、珠江三角洲等,仍有大量无地农民涌向边远山区,焚林开荒,造成“只为人多觉地偏,一人一亩尚难全”和“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的境地,[10] 农业生产又没有外源能量的投入,最后只能走向滑坡。而从农业本身来看,由于清朝的严格闭关自守,断绝了西方近代科学的输入,暴露出传统的农学仍停留在抽象的哲理思考阶段。如以阴阳、五行、气的消长解释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对于西方18世纪以来兴起的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等与农学密切相关的实验农学进展毫无所知,就是同明治维新以前同样和于封建社会的日本江户时代相比,也显现出在传统农业方面有被日本赶上之势。[11] 日本则到19世纪中后期(1868)开始了明治维新,从此更拉开了两国农业方面的差距。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为什么在重农政策的号召下,农学家如此稀少。明清进士共51090人,[12] 而进士出身的农学家仅14人。本文收录的农学家标准很宽,500多年中一共也只得72人。这许多进士都干什么去了,统治阶级选拔出来是政治性的,让他们担任各级地方官吏,作为统治的骨干力量。在重文轻理的指导思想下,整个封建社会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总量已经很少,其中从事农学的自然少之又少。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各级地方官吏的职责是劝农督农,即使是劝农负责的官吏,无非是以“父母官”的身份,做到注意兴修水利,劝农有方,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研究,像北魏贾思勰,元王桢等人,可说是凤毛麟角。《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汉代劝农有方的官吏,一一点名,也不过11位。[13] 还有不少的官吏恰如王桢所说的“今之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知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甚者苛敛不已,剥削脂膏以肥己,宁肯勉力以劝之哉?”[14] 农业和农民的地位如此低下,农民若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唯有走“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封建社会这种“重农”实“轻农”的政策,不仅影响农业社会农学人才的成长,而且它的残余影响异常深远。清末海禁被西洋的船舰大炮轰开,农村破落,农业衰败大暴露,维新派人物在谋求富国强兵之道时,终于从中外对比中认识到农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呼吁重农,如梁启超即指出:“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国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逐末,无怪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15] 张謇也有类似说法,[16] 不俱引。梁启超还指出,秦汉以后,农工商与士走上两条不同道路,士变成不辨菽麦,农民则不识一字,形成了“学者不农,农者不学”[17] 的局面,这是封建社会重文轻理的必然结果。
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简单的说,首先是依靠机械化,以取代畜力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入工业生产,其次是依靠工业生产,提供化肥、农药、杀虫剂、塑料薄膜等,增加外源能量(石油)投入,以取得更多的产出,三是通过遗传育种,不断培育出新的品种,以适应机械化、化学化的要求。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前提是发展教育,特别是普及义务教育,知识型的农民才能接受科学知识,经营现代农业,知识型的农民转为工人,便是知识型的工人,所以普及教育是资本主义(及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至今已120余年,中国从1893年戊戌变法至今也近100年,在此期间,中日各自都经历了很大变化,唯一不同的是,日本始终重视教育不变,中国则始终没有把教育放在首位,明治初年(1873)日本男女受过义务教育的占28%,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达92%;而中国的辛亥革命时(1911)的国民识字率只有15%,甲午战败后中国赔款白银2亿两,明治天皇说,这笔钱一点也不许瞎花,全部用来办教育,办小学,就是在偏僻的农村也要办一所像样的小学,就这样,日本靠这笔钱奠定了教育的基础。[18] 到1950年时,日本每个小学生的教育经费为5000日元(约人民币200元),到1978年增至397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5800元),增加了80倍,小学教师中大学毕业生在1950年时只占0.3%,到1977年上升到42.7%[19] 。目前日本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是:大学占5.3%,高中占74.8%,初中占19.4%。我国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初中学生占农村总人口的6.1%,高中生占1.2%,1989年分别下降为3.56%和0.024%(由于流失率很高),1990年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仍有2亿,多数集中在农村。[20] 尽管我国农村高等院校现已有52所、农科在校大学生高达9万多人,但按每万人口的农科大学生计算,只得1.2人(大学生为18.8人),而日本每万人口的农科大学生为53人(大学生为205人)。[21]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而不相应普及农民的教育,正日益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瓶颈。我们要清醒的看到,历史上东南人才辈出这一现象,果然有贡献巨大的一面,而且至今仍然如此,但决不可自我满足,要知道这些人才的产生是建立在80%以上是文盲农民的基础上取得的,它适合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而今天的世界已进入信息社会,工农业生产和任何商品经济竞争,说到底是全民智力水平的竞争,如果我们今天已消灭文盲,我们的人才无论是数量或质量和我们的精神文明将完全是另一种模样。满足于低层次的劳务输出,漂亮的时装进口等等是不能进入信息社会的。通过日本120余年来一贯重视教育而有今天的对照,在讨论人才问题时如果不放在教育普及的天平上衡量,是容易迷失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