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的变化

《21世纪》：入世与中国的粮食市场开放，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理解？

钟甫宁：上世纪70年代中期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了一个粮食安全的定义，大意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也买得起维持积极生活和经济活动所必需的足够的食物。

　　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加入了营养和品质安全方面的内容。无论如何，它关注的重点是消费者获得充分食品的可能性是否有保障，至于这些食品的产地是本地、本国还是异国他乡并不重要。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人民福祉的角度看，如果目的是保障粮食安全而不是像日本那样保证粮食生产者的收入，是否需要开放粮食市场不仅取决于中国能否生产满足全国人民需要的足够食物，而且取决于生产足够食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其它代价。

　　如果中国不仅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食物，而且生产成本（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无论是否开放粮食市场结果都一样，中国不仅不会进口粮食，相反，可能还会出口剩余部分。

　　但是，如果中国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那么，进口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愿意回到通过发放粮票、油票和肉票等等来严格限制消费的年代。或者，中国虽然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但是，增加的成本可能很高，例如像日本那样高出世界市场价4－5倍甚至更多，我们是否愿意为粮食及相关食品的消费支付如此高昂的价格？或者缴纳同样甚至更多的税收以便经过政府补贴的转移渠道维持低价？

　　同时还得意识到，增加粮食生产必然要争夺本来用于其他商品生产的资源，其他商品的供应量也会减少，价格也会上升，生活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都将相应下降。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水平的40％，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水平的28％。如果缺乏某种资源，就应当通过贸易，用自己富裕资源所生产的产品交换自己稀缺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土地和淡水是中国的稀缺资源，就应当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交换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产品，包括粮食和其它一些农产品。否则，其代价必然是降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

　　我们曾经很自豪地宣称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实际大概是10％）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从为世界作贡献的角度、为全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缺粮人口做贡献的角度，我们确实可以引以为豪；但是，经济上的代价和牺牲很大，过度使用边际土地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更加剧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如果有世界市场、全球资源可以利用，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21世纪》：入世后，中国粮食安全的话题一直被高度关注，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钟甫宁：由于资源与人口的矛盾，非常有必要全面探讨粮食安全的概念和相关政策。

　　首先，不能把粮食安全的概念简单定义为一定比例的粮食自给率，更不能把粮食自给率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甚至类似宗教信条一样的东西，而应当把它和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目标放在一起通盘考虑。

　　如果把粮食自给率当做科学研究的对象，就应当全面考察实现的条件和手段：需要多少土地、淡水、化肥农药和机械投入等等，必须考虑这些要素的可获性和经济成本。粮食禁运是主张保证粮食自给率的最重要理由；但是，中国能源的外贸依存度更高，发生粮食禁运的时候是否同时也会面临能源禁运？中国是否还能生产出必要数量的化肥农药（即使不用考虑农业机械）？

　　其次，应当承认粮食安全是一个高度重要的概念，尽管不能机械地规定为一定比例的自给率，因而仍然需要讨论如何加强食物供应的安全，包括数量和价格。

　　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尽可能优化进口食物的种类和来源地。无论从政治还是心理因素考虑，如果需要大量进口食物，应当按照先油料、再饲料，最后口粮的顺序；而这一顺序恰好与我国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相符合：过去十多年有了的进口大幅度增长（其中也包括蛋白质饲料），近两年饲料的进口开始增加，而口粮依然保持高度自给。因此，进口食物种类的问题无需特别关注。

　　为了提高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进口来源地应当尽量多元化。这一点在现实中也已经得到较好体现，比如大豆的进口总量中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的差不多各占一半。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的方针应当和农业国际合作的努力相结合。今后增加农业特别是粮食产量的最大潜力在南美、非洲和中亚。而这些地方扩大生产的潜力依赖于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合作。如果我们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潜力，就提高了全球的粮食供应，当然也提高了我国的粮食可获性和粮食安全保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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